三、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將導致生產方式逐漸改變。
中國復雜的地形結構造就了世界上最多的地方品種，1986年《中國豬品種志》和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統計，中國現有地方豬種48個。中國是世界上豬種資源最豐富的國家，占全球豬種的34%。
盡管地方豬有諸多的優良品質，但最大的問題在于經濟效益。在豬肉溫飽的年代，由于市場對高瘦肉率豬種的過度追求和經濟利益的驅使，規模化豬場絕大部分都是飼養商業化非常成功的專門化品系，地方豬要么被雜交改良，要么被擠到偏遠山村，由于中國人對土豬肉的偏愛得以茍延殘喘，雖然開發了”白豬肉黑豬皮”的品種，但沒有真正對地方品種進行合理利用。
目前生豬出欄量基本接近峰值，未來10年內人們對豬肉的需求絕對是求優、求精，如果還想用目前的快大豬（雞）平淡的口味去滿足市場需求，成為市場的主流，利潤空間肯定不會高到哪兒去。
我認為目前病態的高密度、高集約化的生產方式之所以持續并成為主流，可能是被世界發展中國家豬肉溫飽的市場需求空間，如何保護和開發地方品種、開發個性化的市場需求，去實現健康、綠色、有機、環保飼養模式絕對是未來的一個大方向，也是一個大趨勢。
四、飼用日糧結構、環保消納面積決定豬場的規模與布局調整。
自從養豬規模化開始，玉米—豆粕型日糧就成為主流，但中國的飼用玉米、豆粕均無法自給自足，依賴進口。當中國的養豬原料開始依賴進口，并且讓污染在中國的土地持續，而且還是免稅的，這應該不是一個發展中的政府愿意看到的。
未來市場、政府應該會主導飼用日糧結構的多元化、區域飼料資源開發和有效利用，該方向應該和地方豬的開發利用有更高的契合度，從而帶動養豬模式向新型環保、健康、生態方向發展。
不管以后環保如何實現零排放、達標排放等宏偉目標，如何規劃禁養區，豬糞尿處理的最佳方式始終是還田利用。還田意味著每個豬場必須有可以消納的土地面積，如果規模過大、過于集中就意味著豬場糞污處理的成本要提高。在未來逐漸理性的養殖利潤面前，成本的提高意味著喪失優勢。
中國平坦的北方糧食產區不像美國，沒能集中中國最大規模的養豬群體。中國有著復雜的地形地貌且人口稠密，如何因地制宜有效布局并站穩腳跟將是未來養豬企業必須面臨的一個問題。
五、中國經濟增長率下降至7%，關乎國計民生的養豬利潤必然回歸理性。
肉的消費作為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的重要組成部分不管是在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控制CPI的比重，均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事情。豬肉溫飽線下的養豬（快大豬）是不可能持續賺錢的，必須依賴工業反哺、政府補貼。這是工業化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中國經濟增長率預期降至7%，而且還要下降，商品豬的利潤空間可能最多只有100~200元/頭，近幾年資本回報率可能保持在10%~15%左右。近十來年傳統式豬場的建筑成本在250~400元/㎡左右，抓住行情三年就回本了，資本回報率高達30%。
但未來幾年，隨國家政策、法規及行業的不斷整合，發展養豬的黃金時期將一去不復返。目前新投資上馬的有戰略意義的10萬頭豬場（5000頭母豬），建筑面積+環保附屬設施可能達到7萬㎡，投資大概2.1億左右，單位建筑面積成本高達2500~3000元/㎡，如果只是一個商品場，資本回報率只有6%-11%左右。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的加劇，資本回報率或許更低，甚至開始虧本。
所以我始終覺得勞動密集型的畜牧行業，在要素稟賦結構不同的國家，政府干預的目的是不同的。美國補貼畜牧業是因為其要素稟賦結構是資本多，勞動力少，畜牧行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沒有競爭力，是為了民生迫不得已。
而中國畜牧業的補貼是因為決策者認為發達國家的技術好，在違背我國的要素稟賦結構是資金少、勞動力多的情況下，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希望自己的生產者去選擇美國的技術，以為這是行業的進步，從而導致企業無法獲利，企業沒有自生能力，使得政府必須保護和扶持。政府一旦不扶持，畜牧生產將自動適應中國的要素稟賦結構，那么大量的資本密集型豬場將因高生產成本而倒閉……
所以我認為如何跟隨中國的要素稟賦結構的變遷，逐步調整經營模式，不過分超前也不落后，順勢而為，這在未來十年將至關重要。
六、種豬場之間的競爭將會愈演愈烈，二元種豬基本沒有利潤空間，原種場面臨整合，大型種豬公司、豬場管理服務公司將逐步興起。
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的意見》首次明確種業國家戰略地位，大眾對種業發展有迫切的愿望，但我國依然只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畜牧業大國，不是強國。
規模化養殖開始起步不久（不是個體水平高要看群體水平），對于高度商業化、集約化的養殖來說，不論是技術、管理、理念均比較落后。在這個階段如果想不引種就實施高科技、高投入的商業化品種的選育、提高，那么必然背離企業在開放競爭環境中的最優結構水平，如果政府給予的保護和補貼不夠，那么實施趕超戰略的育種企業將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而倒閉。
經濟學中有統計，引進新技術的專利費用大致不會超過當初研究這項技術所花費成本的30%，而優秀種群的引進應該還遠遠低于30%。但拿來主義不可能一直持續，未來10年是種豬公司從“拿來主義”到“洋為中用”到“自主培育”的重要時期。未來10年畜牧公司必須進行自我定位，才能適者生存。
七、我國未來十年的要素結構變遷決定了豬場難以實現完全的機械化。
盡管2010年是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已經接近尾聲，但中國13億人口的基數，不管要素稟賦結構如何變遷，勞動力應該始終有盈余，越是先進的豬場，未來在開放競爭環境中的自生能力越差，尤其對于資本回報率較低的商品豬而言。
人機互助、因地制宜才能實現社會效益的最大化。政府希望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安排農民就業，推動農村經濟發展，沒稅收，沒財政收入，那么必須有社會效益，如果連最傳統的養豬生產都能搞得高端大氣上檔次，我想這不符合政府的既得利益，也不符合當前要素稟賦結構變遷速度。
既然勞動力應該始終有盈余但卻又存在找人難的現象，我想是因為目前政績導向，導致各地都想建成國際大都市，大量的農民工在全國各地搞基礎性建設，等基礎建設搞得差不多，房地產熱慢慢回落，城市的集中發展轉向衛星城市，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開始起步，農村發展逐步起步，民工潮就開始回流。
當地農民進入規模化豬場，豬場通過嚴格管理實現非駐場管理，白天上班晚上回家，我想只要豬場條件搞好點，管理自由點，回流的人變成從事養豬的人就慢慢變成主流。比豬場完全機械化更符合政府的既得利益，同時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更有自生能力！
